永远记得四十年前那个初冬的夜晚，突发疾病的父亲刚医院抬回来，怀孕十月的母亲就出现阵痛。乡医院的妇科医生守在灯光昏暗的床前静待孩子出生，而刚刚八岁的我，穿梭在妈妈生产的床前和屋外热心的乡邻们之间，却也只能传个口信什么的，一点忙也帮不了。

小弟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来到了已有我和五岁小妹的家里。病中的父亲无法为小弟取名，母亲问询我时，我用伯父、姑妈家排行老三的孩子的小名，给他取了“三娃”这个小名。日子渐渐流逝着，父亲的病和成长的我们，慢慢地掏空了家底。母亲的笑脸、与邻里间打闹骂笑的声音，虽偶尔出现，更多的却是背人处的无奈与长叹。我天真的以为，父亲总会好的，他还会给我缝制新衣，还会让我坐在他的肩上，让我肆无忌惮地问乡邻们要他给他们缝衣服的工钱。转眼我要读小学三年级了，母亲为难地对我说：“俊，你老汉这样，弟妹都还小，我实在没法给你交学费了。”我不知道怎么反驳母亲，早已懂事的我，等着命运给予我的一切，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或许命运不想断了我读书的路，父亲一个徒弟的丈夫许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初中老师，他来看父亲时，谈到了我们读书的问题。他劝母亲：“师娘，娃还是要读书的，那么小，您让她做啥？”母亲长叹一声：“带弟弟妹妹还是可以的。”我立马拉着她的手说：“我读书也可以带弟弟妹妹呀，我还可以做饭，挑水，只要让我读书，做什么都可以。”许老师也在一旁肯定地说：“师娘，不就是学费嘛，没啥，我给学校担保，您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交。”就这样，我得以继续我的学业。课余时间，还没灶台高的我站在小矮凳上给一家人做饭；背着装在与我一样高的背篓里的弟；牵着上幼儿园的妹妹，担起了一家老大的责任。那一年，为了清晨能早读，我养成了每天半夜起床把第二天的早饭做好的习惯。有一次晚饭时，母亲说：“俊，今晚半夜莫起来做饭哈，你妹丢了扫帚在水缸里，水脏了，明早我去挑了干净水回来再做。”我点了点头。谁知半夜一到时间点，我依然起床做好了饭，清晨仍旧趴在屋后的李子树下读课文。母亲没责备我，和平常一样默默地把“脏水”做的饭吃了，去地里重复她每天的农活。

日子一天一天地熬着，母亲除了地里的农活，就是照顾生病卧床的父亲。而我与弟妹们，总揽了家里的全部家务，甚至还可以帮母亲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比如收割、挑粪、锄地等。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猪圈里的那头母猪。它每年下几窝崽，留两只喂到过年，其余的卖掉就算是平常一应的开支。而我们一年到头，除了春节，再难见到肉沫子。为了圈里的几头猪，母亲常常去家门前的学校倒潲水。有一次，她从潲水里看到了一张肉皮，便捞了出来。用洗衣粉洗了几次，又用干净水冲了十几次，再切成了块，混着萝卜炖了一锅。看着我们喜出望外的吃着这无与伦比的美味，我似乎看到了她浅笑后面的泪花点点。而三姐弟中也只有我知道那肉皮是怎么来的，却不敢有半点嫌弃，嚼在嘴里的除了母亲的无奈之外，还有自己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了县里的师范，用乡邻们的话说，我脱掉了“农皮”，成了吃“皇粮”的人。母亲愁的却不是我是否跳出“农门”，而是那五百多块的学费。最后，乡邻们东拼西凑，把我送进了师范学校。拿着每月国家补助的三十多块钱，我不敢问母亲再要一分钱的生活费。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捉襟见肘。小妹上初三，小弟上小学，我们三姐弟的学费和父亲常年看病吃药的开支，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就在此时，打工浪潮铺天盖地而来。小妹初三下学期还没开学的时候，就跟随村里的姐妹们一道，带着她曾经优异的成绩和对读书的渴望，南下打工。母亲是不想让小妹出去的，因为她从我身上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她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三姐弟把书读出来。可小妹很执拗，她写信给我说，她不想再看到母亲为钱愁得双眉不展的样子，也厌烦了这日日的煎熬。其实我知道，她不是厌烦，她只是想减轻母亲身上的重担。小妹南下没多久，母亲听信一个外乡人的夸大宣传，把父亲带去离家五十多里的另一个镇上，送进一家“名气”很大的私人诊所。说是只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让父亲恢复如初。而她除了送父亲去诊所那天是坐着车去的外，其余来往家与诊所之间，都是靠双腿丈量那五十多里的路程。我放假回来，去诊所照看父亲，却发现所谓的诊所，不过是三层楼高的私人房舍，病房和诊室都在第一层，四五个人挤在一个六平米左右的病房里。半夜父亲握着我的手说：“俊，我不想在这里了。”一开始，我以为是父亲怕用钱，因为他即便是卧床十年，精神与身体越来越差，还是心疼母亲和我们。

后来与同室的病人家属交谈，才知道这个所谓的“神医”给所有病人开的药几乎一样，虽然每次到吃药时间才会让护士送来，但大家还是发现了其中的蹊跷。原来父亲早就看出这里的猫腻，才与我说了想离开的话。当我打算带父亲离开时，那些来得早的病人家属告诉我说：“丫头，医生不得放你们走的，你们只能悄悄走。”我观察了几天，确实发现他们把病人盯得紧，还散布消息说他开的药含有毒药成分，只有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药去解毒。我管不了那么多，一心只想遂了父亲的愿。我瞅准天快亮、医生和护士睡得正香时，收拾好东西，假意扶着父亲出去上厕所，带着他顺利地坐上了回家的车。心里毕竟有些不踏实，也怕诊所里的药有问题，我带着父亲医院，找熟识的医生给父亲诊治。得到除了旧疾并无其它症状的结论时，我才安心地把父亲带回了家，给母亲说了事情的原委，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只是在那个“野鸡”诊所遍地开花的年代，除了读书还是读书的我，对投诉一片茫然，无从下手，才让这一段经历不了了之。父亲被这么一折腾，病愈发重了起来。母亲不得已，带着父亲，跟着要去县城上学的我，医院去看病。从县城车站医院，开始可以坐一段三轮车，医院门口还有一里多的陡坡，三轮车是去不了的。我和母亲把父亲从三轮车上扶了下来，母亲蹲下身子，让我把父亲扶在她背上，医院。我跟母亲抢着背，她却不干，咬着牙把我推开，自己背着父亲，蹒跚地向前走着。我只得在后面扶着父亲的腰，尽量让她觉得轻松一些。路边过往的行人，带着既敬佩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们，窃窃私语。母亲喘着粗气对着行人说：“没见过女人背男人吗？”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平常爱骂人的母亲说话如此动听。医院工作的表哥闻讯赶来，帮着母亲将父亲安置好，替我们去挂号、找医生、看病历、拿药，一通忙碌下来，才记起我还要去学校报到。母亲在我临走时说：“这边有你表哥，你就不用愁了，我们回去了你也别记着哈。”在挥手离开背过他们时，我憋了半天的泪水，终于从眼眶溢，顺着双颊落到了地面，瞬间浸润开去，不见了痕迹。日子依然一天一天地熬着。经过三年师范的磨砺，毕业后我带了小弟去我从教的学校读书，家里就只剩下瘫痪在床的父亲和辛苦劳作的母亲。我每月一百九十六元的工资，除开姐弟俩的日常开支和我自己每年两次的自考报名费，剩下多少就给母亲拿回去多少。而母亲也不是“白拿”我的钱，每每回去看她和父亲时，她就会在背篓里装满自己亲手挂的面、磨的米、种的菜，让刚上初中的小弟背着，千叮咛万嘱咐的，把我们送上回学校的班车。跟着母亲熬过的那些年，我继承了母亲的勤劳和坚韧，学会了她的乐观与豁达，更懂得了怎样去面对苦难。我一边带小弟读书，一边自学拿大专文凭，顺带地帮着学校做一些杂活，挣一些工资以外的报酬。我憧憬着小弟的未来、父亲和母亲的晚年，我更想把小妹从南方拉回来继续求。以她的成绩，复读一年，考个师范或中专，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小妹却不愿意回来再读书了。她说她过怕了苦日子，也担心万一考不上师范或中专，还是出去打工这条路，又何必折腾。

就这样，母亲照顾着生病的父亲，供着我和小弟的口粮，我和小妹则挣钱养家。慢慢地小弟考上师范、小妹远嫁贵州，我也在母亲的安排下，相亲一个多月后，就开始谈婚论嫁。出嫁那天早上，病了快二十年的父亲，怎么也不吃饭，母亲想发火，又觉得在喜庆的日子里会委屈了我。我读懂了父亲的眼神，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我坐在他双肩上的那年，他许诺：俊娃，我才不会让你读什么中师中专的，我要让你读大学，让你飞得更高。可这个诺言却因为现实成了他心里永远的愧疚。我接过母亲手里的碗，对着父亲说：“爸，我喂您吃，您不用担心我，我会过得很好的。”我已经满眼泪水，他亦是浑浊满眼，望着我，嘴张得大大的，让我喂他吃饭。年的夏天，我女儿出生，父亲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说出一句话来，但每每抱女儿去看他时，他眉里眼里都是笑。这年初冬，小妹的儿子出生，虽然回不了四川，但她信里传递的喜讯，让意识已经有些模糊的父亲兴奋了好几天。这一年，读师范三年级的小弟放寒假回来。刚过了旧历小年，刚刚五十八岁的父亲在我们的守候下，离开了他眷恋的人世。后来的后来，几经辗转，我历经县考、省考、国考，从乡镇到县城、再到市里工作；小妹在贵州也有了二娃、经营着一家小店；小弟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又参加省考，到了县城上班。母亲跟随小弟一家，从老家到外地，从大孙女带到小孙子，虽已经快八十高龄，却成天乐呵呵的。每逢寒暑假，我带她去坐飞机、火车、轮船，去云南、北京、内蒙、西安等地旅游。回老家时，这些都成了她与乡邻的谈资。她说她不是向他们炫耀，她是想用我们一家熬过的这些年，来证明这人世间，只要展劲（四川方言，努力的意思），再苦再难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是呀，每每想到我们一起熬过的那些年，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日子越过越好，我们一家的坚持和努力虽是主要力量，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接受过的那些帮助与爱心，又何尝不是激励我们在人世间奋进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