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语：中华文明渊远流长，遗传学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坎坷曲折。当今世界遗传学突飞猛进，我国遗传学人奋起直追。翻开遗传学的发展史，无不惊心动魄。《中国遗传学百年沧桑》系列将推出生命科学史研究者冯永康先生的系列文章，他通过20余年的潜心研究，以其简明的笔调，勾勒出一幅中国遗传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百年沧桑之画卷。通过回顾历史，追踪学科发展，将勾起遗传学人的回忆，激起青年学子为遗传学事业而奋斗之激情。

-年的“文革”十年动乱中，遗传学家的处境同其他科学家一样，毫无例外地都被卷入到政治运动中。遗传学在中国又一次面临几近瘫痪的境地。

1

遗传学再一次遭到大批判

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全面发动后，高等、中等学校的生物学课程被全部取消；遗传学的教学与实验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各类学术期刊被迫停刊。

1.1

遗传学家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发生的初期，以李汝褀（-）、卢惠霖（-）、杨允奎（-）、陆星垣（-）、戴松恩（-）、谈家桢（-）、余先觉（-）、蔡旭（-）、吴仲贤（-）、方宗熙（-）、陈士怡（-）、李竞雄（-）、鲍文奎（-）、盛祖嘉（-）、刘祖洞（-）、施履吉（-）、赵保国（-）、沈善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辈遗传学家，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李汝褀在北京大学不能再进行遗传学的教学与实验研究。他与夫人江先群处于被审查、被隔离、被监视的状态。学生徐子成在毕业离校之际，送给导师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用英文写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三句话，给了李汝褀睿智勇敢活下去的精神力量。谈家桢在复旦大学被挂上“漏网大右派谈家桢”的黑牌子，在课桌拼接起来的高台铁板上跪着接受批斗，站在他两侧的是弟子盛祖嘉、刘祖洞、项维和高沛之。造反派污蔑他的遗传学观点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要把他主持的遗传学研究所，作为“资产阶级土围子”来摧毁。他的结发妻子傅曼云也因同时遭到不停的批斗，最后不堪受辱而自杀。之后，谈家桢被遣送到上海市郊区罗店农村，接受被监督的劳动改造。蔡旭在北京农业大学被贴上“小麦挂帅”、“包庇、重用右派分子及反革命”和“北京黑市委骨干”的大字报，经常接受批斗或交待问题。在这种境况下，他的心中仍然惦记着小麦育种。待挨完批斗回家后，常常独自一人摸黑去麦田进行观察和做记载。其结果被造反派尾随发现，遭到更大的批斗。陈士怡被杭州大学的造反派居心叵测地扣上生物系“黑头头”的莫须有罪名，遭受批判。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油菜遗传学试验材料和实验记录，也被瞬间破坏殆尽。李竞雄在北京农业大学被剥夺了教书和科研的权利，下放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接受“再教育”和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鲍文奎被批判为与夫人严育瑞同开“夫妻黑店”。到了培育的多个小黑麦新品系需要收获时，他们白天要挨批斗，只好趁着人们在上班前的空隙时间，紧张地扛着木箱，拿着记录本，悄悄地收了回来，分类装袋，存入办公室的种子柜里。结果是风声走漏，遭到了造反派更加凶狠的批斗。沈善炯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和“三反分子”，关入到一间不到两平方米、伸手就可以触到天花板的“牛棚”中，遭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弯腰九十度的批斗。赵保国在被造反派逼问“你说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刘少奇正确”时，他答以“毛主席不完全对，刘少奇也不完全错”，被批判是大逆不道之举，由此身陷“牛棚”数年。从年代在武汉大学就遭受批判的赵保国，其命运转向更黑暗处沉沦。

1.2

套上“阶级斗争”紧窋咒的遗传学继续遭到大批判

十年“文革”时期，遗传学被认定为：在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在哲学属性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服务对象上，又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因此，遗传学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作为反动学说。

1.2.1

“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组对遗传学的批判

年，在“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亲自授意下成立的上海高等学校理科大批判写作组，专门组织人员编写印发了一套包括《遗传学》在内的“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共六册的系列批判材料。在《遗传学》分册发布的文章中，好像是貌似公允地对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遗传学说都各打上50大板。但批判的矛头仍然主要是指向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认为它是20世纪以来流毒甚广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之一。年，在“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授意下，打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幌子，成立的由朱永嘉、王知常为主要负责人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以科学批判为突出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杂志》。该杂志从年9月发刊，到年停刊，共出刊13期（图1左），发文共篇。在这些刊发的科学批判文章中，批判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其中生物学方面包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说等。《自然辩证法杂志》在年第3期的“遗传学问题”专栏中，刊载了张作人撰写的“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一文（图1中右）。作者在该文中写到：“基因学说的眼光仅仅是落在基因上，没有说明细胞整体和生物整体内部相互关系所引起的相互功能，不明白遗传性质是经过生物整体的生理功能的产物，也不认为自然界对生物之间有相互的关系，把生物的突变看成是偶然的，不是由于生物与自然界矛盾斗争而引起的，因此所有的遗传性质都不是经过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一切都是先天的基因预先决定的，这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十足的预成论的翻版，是形而上学地看待生命活动。

图1《自然辩证法杂志》及刊载的“基因学说是预成论的翻版”之文章（）

1.2.2

部分学术期刊发布批判遗传学的文章

直到年，部分的学术期刊开始有所恢复。复刊后的生物学期刊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仍然主要刊载的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大批判的文章，也适当介绍一些各地农民群众育种、选种和种植活动的经验文章。年，创刊不久的《遗传学报》，便明显地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该刊在第2卷第2期上，刊登了陆师义、郭兴华的“必须批判遗传学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文章（图2左）。该文认为：“在遗传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第4卷第1期的“读书札记”专栏，刊登了楚天的“遗传学与阶级斗争”（图2右）的文章，对孟德尔、摩尔根等遗传学家，从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逐条逐句地批判。

图2《遗传学报》刊载的批判遗传学的文章（、）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动物学杂志》等少量已经复刊的学术杂志，也刊载了一些配合政治形势的大批判文章。例如，钟安环写的“评现代生物学中的还原论”（见年第6期《中国科学》）（图3左）。文章认为：还原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表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然科学不仅反映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也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系的。又如，卢继传在写的“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达尔文进化论学习札记”（见年第2期《动物学杂志》）（图3右）一文中谈到：达尔文最大的错误是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生存斗争，由此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渗透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思潮。

图3《中国科学》和《动物学杂志》刊载的批判遗传学的文章（）

1.3

反科学的李森科主义对“基因”的怀疑与批判

从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直到年代末，反科学的李森科主义在国内的生物学界、农学界，总是寻找不同的机会，继续发表他们对遗传学进行批判的谬论。年3月，中国科学院在海南召开的“遗传育种学术讨论会”上，祖德明在“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发展我国的遗传学”之发言中谈到：“米丘林遗传学有它的独到之处。李森科对充实和发展米丘林遗传学，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有关基因的作用问题，现在还是一个谜。有关DNA、RNA和蛋白质在遗传和变异上的作用，还没有定论。”。汪向明在“关于米丘林遗传学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谈到：“把遗传性的变异都看成是不定向的，由基因突变的偶然性决定的，甚至认为突变的方向是不可知的，这是摩尔根学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世界观的暴露。”笔者在对薛攀皋先生的多次书信、电话访谈和对他编著的《科苑前尘往事》一书（图4）的研读过程中，还了解到对遗传学批判的另外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图4薛攀皋（-）和他编著的《科苑前尘往事》（书影）

年3月，一直坚持“米丘林遗传学”观点的乐天宇，在得知中国科学院一局召开的有关遗传工程会议的消息时，他批判说：“从林奈的‘杂种基因’起，到分子遗传学，所谓‘基因工程’都是资本家的御用学者们为了抬捧其主子所设立的一套套愚民政策服务的所谓‘遗传学’。其实，这种‘遗传学’永远不会，也不能与生产实践产生任何联系。”年2月，在乐天宇的大肆鼓动和唆使下，江西省南城县的一位名叫王欣如的中学青年美术教师，打着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旗号，向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几次上书，要求开展对“反动的”、“唯心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和刚刚兴起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等遗传学技术，进行深入地批判。这位中学教师在上书时，还附上了几位著名生物学家写给他的支持信。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国内对遗传学的批判才算真正失去了市场。纵观-年代遗传学的发展历程：年，艾弗里（O.T.Avery）通过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首次证明了遗传物质是DNA；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提出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模型；年代初期，科恩（S.N.Cohen）与伯耶（H.W.Boyer）重组DNA技术取得成功。在这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国际遗传学的研究，早已从细胞水平深入到了分子水平，并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可是，反观中国国内的生物学界和农学界等部门，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与讨伐，却始终一刻都没有停息过；对从年代就已兴起并迅猛发展的分子遗传学，很多的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还一无所知，或者是一片茫然到怀疑的状态。更有甚者，那些前苏联的李森科主义追随者，还试图要大力批判已经见诸于科学事实和已可运用于实际的“基因工程”技术。这实在是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闹剧。

2

遗传学教学的有限开展与学术期刊论著的零星出版

从“文革”开始后，全国的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已达4年之久，科学出版机构也处于基本瘫痪的状态。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从工农兵中招收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科学出版机构也开始有限度地恢复编辑并出版包括遗传学在内的学术期刊和一些科学读物，以解决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感到“文革”所造成的“知识饥渴”状态。

2.1

“文革”后期高等学校自编讲义的遗传学教学

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全国的综合性大学、农林医师等高等学校，大都先后重新开设起了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和临床遗传学的课程。为满足当时遗传学教学的迫切需要，不少高等学校先后自行编写了不同风格的、供学生使用的遗传学教学讲义和与之配套的一些教学参考资料。例如，复旦大学遗传教研室植物遗传组编印的《遗传学基本原理》（），南开大学遗传教研室编印的《遗传学讲义》（、），浙江农业大学、江苏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和湖南农学院联合编写的、供援外水稻技术人员进修使用教材《遗传学基础（），福建农林大学农学系编印的《作物遗传育种学》（），兰州大学生物系编印的《作物遗传与育种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编印的《遗传学讲义》（）、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编印的《遗传育种学讲义》（）、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编写的《医学遗传学》（），等等（图5）。

图5部分高等学校编印的遗传学讲义和试用教材（-）

这些各校自编的遗传学讲义内容繁简不一，编写内容明显带有“生产带动教学”、“育种实践重于基础理论”的倾向，并普遍实行“开门办学”以及结合作物育种和选种、临床实习等实践活动为主的教学方式。但这些遗传学讲义中，大多数还是涉及到了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定律、遗传的物质基础、分子遗传学基础、遗传与进化等基础知识。这一时期，在编写的各种版本的遗传学教材中，影响较大的是由华北农业大学（即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广东农林学院（即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植物研究所等4个单位联合编写的《植物遗传育种学》。参加该书编写的4个单位，不仅组成了以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蔡旭为主编的10人编委会；也汇集了包括编委在内，邀请有鲍文奎、孔繁瑞、胡含等遗传学家参与的19人编写班子；此外，还邀请有参与专门审稿的吴绍骙、刘后利、庄巧生、吴兆苏、吴鹤龄、盖钧镒等遗传学工作者。该书在年定稿后，直到年才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图6）。

图6蔡旭担任主编的《植物遗传育种学》（、）

《植物遗传育种学》全书近90万字，上篇为植物育种的遗传学基础理论；下篇总结了当时植物育种所取得的成就，介绍了各种育种方法。该书作为遗传育种学提高性的理论参考书，尔后经过修订再版，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被广泛使用。

2.2

有关遗传学的学术期刊和科普读物的编辑发行

年6月，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核心刊物《遗传学报》创刊（图7）。在创刊后的最初5年间，该期刊共出版发行了18期，刊载了篇文章。由于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近乎停滞的遗传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刊出的文章中具有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很少见到。更多的内容则主要是介绍各地生产活动中的育种经验，以及配合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而编写的大批判文章。

图7《遗传学报》创刊号及首篇文章（部分书影）

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将年创办的《遗传学通讯》（内部刊物），更名为《遗传与育种》公开发行。该杂志开设了“综述”、“水稻、小麦”、“杂粮”、“经济作物及其他作物”、“动物、微生物、医学”、“实验方法和技术”等专栏。从专栏的设置中，可以看出受当时“文革”政治风向的影响，凸显的是偏向“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实践，轻视遗传学基本理论介绍的办刊宗旨。年，《遗传与育种》正式定名为《遗传》（图8）后，办刊的方向才走向正常轨道。

图8从《遗传学通讯》到《遗传与育种》，再到《遗传》杂志的演变

在-年期间，《遗传与育种》期刊曾连载了由季道藩主讲“遗传学基础知识讲座”共12讲（图9）。《遗传与育种》杂志连载的讲座文章，从遗传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等方面，给予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在这之后不久，季道藩应广大青年读者的要求，将他发表的该连载文章，经过再次修订和补充，以《遗传学基础》的书名，于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9季道藩发表在《遗传与育种》上的连载文章和编著的《遗传学基础》（书影）

-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的单倍体育种，编译出版了反映国外科学研究动态的《遗传与育种》学术资料。-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也组织编辑出版了《单倍体育种资料集》1-3集（图10）。

图10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编译、植物研究所编辑的部分遗传学学术资料

此外，年，为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植物遗传育种工作的需要，由童一中、高谨编写的《作物遗传育种知识》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出版发行。作为当时在遗传育种学方面少有的公开出版发行的科普读物，该书较为浅显通俗的介绍了作物的进化与繁殖、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数量性状的遗传、品种间杂交、远缘杂交、辐射育种和倍数性育种的原理和方法。为适合扎根农村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该书曾于年再版发行（图11）。

图11童一中等编写的《作物遗传育种知识》（、）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到“文革”要结束的年，此时的中国遗传学工作者，与国际遗传学界的同仁们已经中断了近30年的联系和交往，对国际遗传学迅猛发展的动态了解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谈家桢的大弟子盛祖嘉敢于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编著了《分子遗传学浅释》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图12）。该书用比较通俗的笔调，从大家常见的遗传现象开始，阐述了生物体内的大分子物质——核酸和蛋白质的结构、功能以及它们与遗传和变异的关系，并展望了分子遗传学未来的发展和作用。毫无疑问，该书的及时出版和发行，使中国遗传学人对分子遗传学这一门新型的学科，不仅有了一个概要性的了解，也清楚地知道了当时的中国遗传学现状与国际遗传学存在很大的差距。

图12盛祖嘉编著的《分子遗传学浅释》（）

年到年的“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对包括遗传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批判，是最为猛烈、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时期。其中，国内对遗传学的批判，实际上又是年代初期，李森科主义在国内“一统天下”就开始的大批判，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继续和进一步扩大。从年代初期到年代末期，中国遗传学经历了两次陷入绝境的大批判。在三十年的坎坷与曲折中，遗传学的教学与实验研究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本来起步就比较晚的中国遗传学，与国际遗传学发展的主航道相比，处于一个更加落后的状态。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遗传学人深深地记取和进一步地反思！

作者简介

冯永康,四川省特级教师，成都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生命科学史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20世纪的中国遗传学。

-年，参与了谈家桢、赵功民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第一篇第一章等内容的编写；-年，应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邀请，主编了《当代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遗传学家学术谱系研究》；自年起，先后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上海）、《遗传》、《科学月刊》（台北）、《生物学通报》、《科学网》、《遗传网》、《知识分子·科学春秋》、《现代遗传学教程第3版》等学术期刊、互联网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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