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笔记：城乡之间，被撕扯的一代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曾在上一个春节引发热烈反响。这一年来，在几次返乡之间，他又积攒下好多乡村的观察。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乡村被日益边缘化。年轻人大都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打工，留守农村的是耄耋老人和年幼的孩子。上一辈与下一代之间，隔着深深的鸿沟。

△年，袁霞和丈夫从广东佛山骑摩托车回老家四川达州过年。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已经1年没有见到3岁的儿子。袁霞给孩子买了玩具车，兴奋地逗他说话，但孩子还是没有叫出“妈妈”。早报记者贾亚男图

△年7月25日，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大学生来到聊城市茌平县博平镇南关村、肖庄镇算子李村举办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主题的活动。图为志愿者手绘出的留守儿童宋俊毅（左）、和刘冬晴的“全家福”。

△图为山东省茌平县肖庄镇算子李村空巢老人吴奶奶希望与家人“团聚、吃饭”的场景。

返乡笔记：城乡之间，被撕扯的一代

作者：王磊光

年12月，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想回武汉找点事做，便于常回家看看。他家正在大别山主峰脚下，从浙江回去一趟不容易。在外奔波了十五六年的朋友，只在这两年才安定下来，每月有一万来块的收入。

聊起这么多年来对回家的感受，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开始不想回家；后来，觉得应回家；现在，想回家。”通常只在过年时才能回老家的他，年想方设法多回了几次：一是8月底送孩子回老家读书，由亲戚帮忙照料；一是老母亲患了重病，在化疗，他就算误了工作也必须回去看望。

我们渴望常回家看看，渴望回家过年，其实与家乡贫穷与否、沦陷与否没有必然关系，与知识分子所谓“乡愁”也没有必然关系。一切只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我们的血亲在那里，根在那里。我们从哪里来，就要不断地回到那里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常说：比起我的许多同龄人，我要幸运得多，因为我从读书到教书，再去读硕士博士，一直身处校园，每年都有较长的寒暑假可以回到家乡，陪在亲人身边。也正是因为这份幸运，让我比同龄人有更多机会观察家乡。最开始是无意识地观察，慢慢地就有了一份责任感，觉得应该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首先要让我的同龄人知道。

年我在老家做了几个月的调查，记录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在此摘录一些片段，奉献给各位。我更愿意以叙事为主的方式，让大家“看见”家园的那些人，那些事。

与孩子相关

对打工的父母来说，最让人揪心的是孩子的成长——孩子的情感问题、读书问题等。以下三则笔记，涉及到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涉及孩子的教育状况。我讲述的只是耳闻目睹的几个事实，这些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及影响，或许我们现在还不能看得太清楚。

笔记1：打工的父母与孩子

每次回家乡，在跑乡下的班车上总能听到最生动的对话。那一天，坐在我前排的是两个妇人，都带着孩子。

妇人A指着身旁的小男孩说：“我这孙子翻生（爱闹腾的意思），你煮饭他要吃粑，你做粑给他吃他要吃饭，高高兴兴地买鱼回来他要吃肉，把肉买回来，他又要吃鱼。吃饭也不点实（不认真的意思），饭含在嘴里不往下吞，要打他，他才肯吃。做作业手拿着笔不动，要抽几下才做几个题。有一回，我一拍子拍过去，我觉得也没有用力，但就是在他背上打了这么长一道口子（她做了一个比划），看着这血口子，心里又很过不得。但这孩子啊，就是不听话。生得贱，就要打！他六岁了，只要他爸妈打电话来，就躲得远远的，从来都不接。”

妇人B：“哎呀，你看我孙子还只有四岁，也一样，他爸妈打来电话也从来都不接。”她又指着另一个女孩说，“他姐姐七岁，每次爸爸打电话来，就要说上一两个小时，爸爸说他要去上班了，她还舍不得挂……”

每到年关，许多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见到自己的孩子。可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年龄在十岁以下的，跟父母并不亲近。父母回来了，见到孩子激动得要掉眼泪，但孩子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躲一边去了。春节期间很多父母还没有跟孩子建立进一步的感情，就又不得不离家。甚至，当父母对孩子仔细叮嘱的时候，孩子却催着父母赶快回城市去。

笔记2：你的小学还在吗？

对于无数在外打工的农村人来说，绝大部分人的小学可能都已不在了。学校撤销的原因有多种：出生人口减少；乡村人口的外迁；父母到城市打工，把孩子带在身边；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父母在城市买了房子，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政府通过撤并学校的方式，可极大节约教育成本，以及推动城市化。

我所就读的大雾山小学被撤销也有十几年了。大雾山小学有两处旧址。第一处旧址还保留着，上下两排房子，却已废弃二十多年了。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拆掉了原来的村大队部和礼堂，建成了新的小学。十来年后，新小学的平房改建成了三层楼，最上一层供村干部办公，下面两层是村小学。楼房没有使用几年，小学就被撤了，于是整栋楼都成了村委会的办公大楼。

大雾山小学原校长周德坤老师对我讲：“与大雾山村接壤的六个村，不仅大雾山小学，严家畈、二郎庙、大人冲、乌岩等村的小学也全被撤并，四周的孩子都集中到李家楼村读小学。大雾山村所属的百凤乡，原有18村，村村有小学，现在好像只剩下五所小学和一个教学点。

“农村孩子现在读书成本真是太大了。大雾山及附近村子的孩子，到李家楼读书，一种情况是家长早晚用摩托车接送孩子，另一种情况是大人专门在李家楼租房子陪读，多半是爷爷奶奶过去照看，家里的田地就不能种了。在李家楼住着，一切都要用钱买，房租虽然不高，但生活费却不低。”

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大人陪读这种现象，这在各地农村愈演愈烈。

笔记3：看名著的学生多了

我在M县一中工作的时候，与学校对面海洋书店的老板交往很多。经常去他那里买书，每次都要给我一定折扣。找不到的书，他就在武汉进货时为我找。

因为交往多了，对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就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几年之后从上海回来，再进他的店，发现生意似乎比以往更火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要知道，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许多实体书店，即便那些开在大学附近的书店，也纷纷倒闭了。

他对我讲：“畅销文学，比如东野圭吾、一些励志作品，一直都卖得很好。目前卖得最好的是《龙族》，发货的第一天就卖了一百多本，玄幻类的，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最爱买这类书。但是郭敬明、韩寒等人的书，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下滑得非常厉害。杂志方面，《萌芽》《青年文摘》《读者》，一直都卖得很稳定。”

“跟以往相比，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问。

“最大的变化就是买名著的人多了。以前，一种名著一年卖不了几本，但是这两年各种名著都销售得非常好。卖得最好的是《百年孤独》，一年要卖一百多本。这大概与高中实行新课标、重视名著阅读有关系。”

农村老人怎么办？

农村最让人忧心的，莫过于留守儿童和老人。这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条件和政策的改善，相比以往，留守儿童的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很多人更愿意把妻子留在家中照顾孩子，或者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城市里读书。但老人的情况，却似乎越来越糟糕。

必须要承认，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农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经济发展了，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社会进步了呢？在今天的乡村，随便到哪里，你都不难听到这样的慨叹：“有两个儿子又怎么样？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一年顶多回一次，过年吃的喝的，还不是从我们两个老的这里拿？有儿子跟没有儿子有什么区别哟……”

儿女在城市打工，早已远离了农业，农村老人的劳动强度并没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有所减轻，相反是加大了。而且，传统的文化生活消失殆尽，新的乡村文化还未创建起来。农村老人在种田之余，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心里非常寂寞。

今年5月，经过一个村子，坐在门口的老人喊我喝茶。这个老人很孤独，无所事事，无人说话，唯有每天坐在门口，看着公路发呆。她有五个儿子，除了一个是傻子，其他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过年时才回。儿媳妇倒是在家照料孩子上学，却并不管老人。去年腊月底，她肚子疼痛难忍，就想：要是一直这样疼下去，就把自己了结算了。她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放在床头。她骂过世的老头子：“我照顾了你一辈子，你现在倒快活了，就是不保佑我……”就这样一直骂，骂到下半夜，肚子的疼竟然轻了下来。第二天，她找到医生，说：“你开最贵的药给我吃，我有钱。”其实，她的钱是到年终才能领取的块的低保钱。“我问医生，我这个病好不好得了？医生说好得了，说我还要享好多年的福呢。”老人转述医生的话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儿女的留守老人尚且如此，对于那些根本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又有谁来为他们“防老”？他们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绝大多数孤寡老人都有一身病。幸好现在农村统一办了养老保险，年满六十的老人每个月能领取70块钱（前几年是55块钱）。

近十年来，政府和媒体推出了许多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但事实上，许多老人，尤其是孤寡老人，没有力气，没有财力，也没有话语权去参与新农村建设。其中的种种权益，他们往往不能享受。

青年返乡后怎么办？

返乡话题，最近这几年被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很多人对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也抱以厚望。但是，我还是要泼一瓢冷水：创业有风险，返乡需谨慎。

返乡青年中的少数人，因为所做的事情符合地方政府做面子工程和宣传的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绝大部分人恐怕并不能在农村找到养家糊口的依据，在家乡呆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不得不外出讨生活。

故事1：妹夫的生计

妹夫和妹妹在外面打了几年工，这两年就没有出去，因为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大孩子上幼儿园，小孩子还不到一岁。

妹夫花了七万多块钱，从舅舅手里买来一辆二手工程车，想着在本县境内或者附近找些事做。可是事情不多。偶尔有一点事，比如修高速路，也是做一天歇两天。

不少早早计划好的工程不敢开工，有些大工程，已经平整好了土地，拆迁也搞了，结果就停在了那里。一些小型工程，没有关系很难进去。有的工程不敢进，因为承包人有着“黑道”背景。

况且，妹夫不善言谈，不会拉关系。在下面做事，没有关系自然很难找到事。

因为无事可做，妹夫的工程车一直在折本。想卖，又根本卖不出一个合理的价钱。——不少人都等着甩掉手头的工程车呢。有一回，妹夫借用小学的操场放车，放的时间长了些，地上的水泥都塌陷了。

在农村，大人可以想方设法节约自己的开支，但是孩子的开支节约不了，所以孩子的花销比大人高。没有经济收入，孩子的奶粉钱有时候都很困难。为此妹妹和妹夫没有少吵架。

——妹夫家原有五人：妹夫的父亲、母亲、叔父（哑巴）、哥哥、妹夫。五人都分有田地。哥哥结婚后，生一子。妹妹嫁给妹夫后，生有一儿一女。等于说，妹夫家现已增加了五人。二十年来，国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妹夫家新增的五人都没有田地。

如果将来同父母和兄嫂分开过，妹夫家只有妹夫一个人有田，不足一亩，又如何养得活一家人？

故事2：寻找人生的“事业”

夏春光跟我细哥是同学，现在也年过四十了。

他今年没有在外打工，而是回了家乡，一门心思搞创业。在大雾山半山腰公路旁的空地上，他新建了几间房子。——这条路是外来游客来大雾山看桐花的必经之道。要是大雾山将来搞旅游开发，他的房子所在地，就是开农家乐、卖山茶及其他土特产的最佳码头。房子外的山是他家的山林，山下是别人的荒田。他把别人的田租了过来，连同自家的山一起，用铁网围了。准备养鸡。养真正的土鸡，纯粹在山上放养。

经过两三个月准备，鸡养起来了，暂时养得不多，不到一千只。

我小时候常见夏春光跟细哥在一起玩，后来就很多年没有再见过他了，只知道他一直在外打工。今年他回乡创业，才晓得过去那些年他在外面干过很多事情，甚至当过水手，出海打鱼，刚开始在船上吐了三天三夜，后来才慢慢适应过来。又在武汉呆了好些年。中间还回家开过一段时间的四轮车，又到武汉开车……

说起回乡创业的初衷，夏春光说：“过去二十多年，我做过很多事，但是没有一种事情可以称得上‘事业’，现在年过四十了，不能再等了，就想着弄点名堂出来。人生总要留点东西下来，你说是不是？”

其实搞养殖在农村并不新鲜。大雾山附近两个村子，有人也在搞土鸡养殖，销路似乎并不好，常在本地论坛上发帖求助；还有人搞山羊养殖，有国家的扶持资金，但羊却死得没剩下几只。

夏春光是在外面吃过苦的人，或许他的事业能够做成、做大吧？

田地彻底荒芜了吗？

当前中国乡村主要是靠老年劳动力来维持运转的。对老人农业是否有前途，我一直充满疑惑。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当下，老人农业仍然是有效率的。

其实到3月往后——农村的年轻一些的人都走光了的时候——田野也正慢慢恢复生机。尤其是4月底到5月中旬，农民忙着盘田、下谷种和插秧。这是乡村最热闹的时候。

平原上的田，绝大部分是主人亲自耕种，有的一家人全打工去了，就把田地租出去给别人种，租金当然是极其便宜，几乎是白送。在平原地带租田的人，有的是从山里来的，他们在镇上租房照顾孙子读书，顺便租点田，种些粮食吃。

老人农业在今天还有效率，但在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效率吗？

笼统来说，在今日农村，同是老年劳动力，对待劳动的态度，六十岁左右的与五十岁左右的农民有很大区别：前者一辈子生活在土地上，只是断断续续地去城市打过工，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基本还保持着对土地的感情和劳动的习惯，田地舍不得荒芜，该种粮食的时候还得种一点；后者则不然——他们一般都有着在外打工十多年的经历，有一定的积蓄，而且非常熟悉城市，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城市收入与农村收入的巨大反差，种粮的付出与所得又远远不成正比，这极大程度伤害了他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

不难想象，以“80后”和“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在城市里耗光了人生中最富有活力的二十多年青春，而跨入老年劳动力的行列之时，且不说他们是否具备种田的技术和能力，单就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对待土地的感情，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又是何其远也！而到了那个时候，情况会是怎样呢？

谁来保护家乡的安全？

没有了年轻人，连狗都找不到的乡村，自然要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于是家家户户只好装上严实的防盗网，整日紧闭大门，但这些依然阻止不了为非的、作歹的乘虚而入。其他，诸如发生了灾变，亦没有人来救助。

这里记下几则故事。

故事1：

野火冲是个小塆，仅有五户人家。塆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常年在家的只有一个老妇人。

一日，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男子见一母鸡领一群小鸡在草地上啄食，就将母鸡捉了，一扭脖子，母鸡便死了。然后撬开一户老妇人家的大门，烧水拔毛。

老妇人在田里忙碌，突然望见房子上冒烟，以为着了火，匆匆往家里赶，却撞见此人正在煮鸡。虽有些害怕，仍壮着胆子赶他走。不料，此人操起菜刀，阔步向老妇人走来。老妇人见此，大骇，夺路而逃，男子追赶了数十步，又折回，打开锅盖取出鸡，美美地吃起来。

此时正值农忙，老妇人喊来周边塆子正在田地里劳作的七八个男人，却见此男子已将一只鸡吃完。他对大家挥着刀，喊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大家束手无策，唯有报警。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

有人找来大竹竿，从窗户口向男子捅去，男子就用菜刀剁竹竿，身上还是有多处被戳中，大约很疼，就丢掉了菜刀，一把抓住竹竿的另一端，同众人拔起河来。警察见此，一把扑上去，将男子按倒在地。

后查明此男子是个精神病。派出所将他带走的第二天，就把他给放了。

故事2：

有村子山林着火，村委会架上大喇叭喊人救火，承诺给钱，竟无人上前。倒是人人都出来观火，都在叹息。

不要单单责怪看客冷漠。

一来，基层自治组织在平日里并没有与群众建立精神联系，到关键时刻怎可能动员大家参与救灾？

二来，留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面对漫天大火，有心也无力。

传统文化的没落

乡村的文化传统到底要不要保留，关于它的争论已经很多了。很简单就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大约都不明智。但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想清楚：如果所有乡村都在复制城市的生活方式，所有农民都按照城市人那样去想问题，那也必然是一场灾难。

乡村的很多文化传统，包含着几千年的民间经验、智慧，也包含着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看待事物的方式。丢掉好的传统，表面上看，丢掉的可能是某一个事物、某一项手艺，核心却是丢掉了自己的智慧，丢掉了审美观。

当然，乡村的文化和传统，有着无数内容和具体形态。以下这则笔记是关于传统中医养生方面的——

清明节，冒雨去祭祀外公和外婆，中午在大舅家吃饭。

大舅说起去年送给他的那本书，真是雪中送炭。他按照书中“醋浸黄豆”的方子，每天坚持吃，治好了多年的便秘，嘴也不疼了。从我记事起，大舅常常嘴疼，烤火上火，吃辣椒上火，喝一点啤酒或饮料也上火……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因为害怕上火，很多东西他都不敢吃，栎炭火不敢烤，即使在三九寒天，睡觉也不关窗。可是这些都没有根本效果。大舅说：“你看我以前，用调羹盛汤，送到碗里的时候，汤只剩下一半。现在，吃了醋浸的黄豆，手颤好了很多。”

舅妈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尤其容易得感冒。往年一感冒，就要租摩托去镇上打点滴，甚至住院。今年春节前后感冒过两次，大舅按照书中的方子，两次治好了舅妈的感冒，既省去了打点滴之苦，也节约了钱。

大舅说的这本书，是前几年在火车上买到的一本集中收录民间传统药方的书籍。那次寒假回家，我选择坐慢车，想了解下春运时慢车的客流情况。夜里，有人推销书籍。我对火车上推销的商品，向来拒斥，但这回，我拿起那本放在我面前的书，翻了翻，立刻就被吸引了。因为我随意翻到的几个方子，都是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过，且使用过的方子。——这些方子，现在大家早不用也不信了。

我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年，我在上海读研，寒假早早就回来了——大约是我二十年来在家里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寒假。过年回家，父母把我当客人待。家里却并没有多少营养丰富的食材，唯不久前杀了一头白猪，且又种了一块田的白萝卜。母亲就用白萝卜炖猪肉，——说是“炖”，也不完全准确，是先将萝卜与猪肉放在一起炒，然后用水煮，味道极鲜美。似乎一整个寒假都没有缺少萝卜炖肉，我也百吃不厌。没想到第二年，整整一年很少上火，一年都没有得过口腔溃疡。而在以往的年份，每隔一段时间，我的口腔就要上火，紧跟着就要溃疡，痛苦不堪，除了吃黄连上清片一类的药，别无他法。可是这些药都治标不治本。一次偶然的经历，便治好了我多年的口腔溃疡。从年到现在，虽然有过几次上火，但口腔基本不再溃疡了。事后才想明白，我的口腔溃疡是因为长期缺乏维生素所致，而土猪肉和萝卜都是富含维生素的。萝卜炖肉的效用，在传统中医里找得见依据。民间也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大约也是老祖宗通过经验所得吧。

我又想起了我的奶奶，她一生从未读书，却积累了很多民间药方，而且熟知每一种常用食材的养生作用。黄花成熟的季节，奶奶说要吃黄花，黄花“开音”，也就是让你的嗓子更加嘹亮；平时吃肉，奶奶就要留几个大骨头，过年时，孩子们吃坏肚子，就把骨头烧成炭，化“糊米水”喝，肚子立刻就好了；还要我们用开水冲生鸡蛋，奶奶说：冲十个鸡蛋相当于吃一支人参……在我心中，奶奶相当于半个赤脚医生。

我奶奶是个有智慧的人，她的很多智慧来自于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来自于乡村医生的指导，以及她自己对日常生活的 　　作者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年新年，全家福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

　　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

　　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

　　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

　　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

　　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

　　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

　　大约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

　　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

　　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

　　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

　　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

　　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

　　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

　　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

　　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

　　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

　　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

　　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

　　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

　　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

　　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

　　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

　　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

　　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

　　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

　　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侄女通过网恋，十九岁那年就结婚，二十岁就生了孩子，丈夫是一个比他还小一岁的本乡男孩。

　　尽管已身为母亲，但侄女根本就没有身为人母的心理准备，更感受不到母亲身份沉甸甸的重任，怀孕期间，依旧维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猛吃方便面和饮料，手机更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床头柜前堆满了方便面盒子和饮料瓶。

　　孩子生下来后，甚至连棉纱的尿布，都不知道在哪儿买。我暑假看到她带着一岁不到的女儿，大热天里，就让她光着大半个身子，一身的泥巴和脏污也不管，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备用一点棉纱尿布，她开始一脸茫然，随后便很开心地告诉我，她让女儿几个月就开始吃冰棒，拉了几天肚子后，现在不管吃什么都没关系，但事实上，她女儿一直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和城里刚做母亲女性的谨慎、细致比较起来，侄女的无知、粗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侄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妻子因为自小没有母亲的滋养和教导，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孩子，孩子一哭闹，她就将几个月大的孩子丢在床上，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大喊大叫，很难有平和情绪，更不要说一个理智妈妈应该具有的淡定。加上侄子终年在外打工，她整天和嫂子相处，两人总难免因为家庭琐事磕磕碰碰，因此，也难以有好的心态对待刚出生的孩子。

　　另一方面，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侄子、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不论是穿衣打扮、结婚置业、还是日常起居，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

　　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其妻子网恋而成，让哥哥、嫂子安慰）。结婚典礼，甚至还请了乐队、车队，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项链、耳环、手圈）。其所营造的气氛，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

　　面对如此的场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余地，婚礼的排场，婚礼给女孩的彩礼和装备，在他们彼此暗淡的一生中，几乎就是仅有的一次出彩机会。而为此背下的债务，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新家庭的沉重起点。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最为坚定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

　　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几乎很难相信这么残酷的情况如此普遍。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嫂子因为每天细心护理婆婆，及时帮她翻身、换药，得到了村里人一致好评，成为全村媳妇的典范），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以写作底层文学著称的作家陈应松，在其小说《母亲》中，以冷静、严苛的目光直视这种生存的真相，对此作了入目三分的叙述，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眼前总是浮现那些老人的身影，感受到他们面临生命终点之时的坦然和冷静。

　　生命在他们眼中，并不具有特别珍贵的意义，活着，是卑微而麻木地活着，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纯粹来自生命本能和惯性，死去，也是理所当然的死去，在一个日渐寂寥而没落的村庄，这种无声的悲剧并不会引发人们心中的太多波澜。

　　悲苦农民与生俱来的天聋地哑的悲剧命运，从来就难以从根本、整体上得到任何改变，多年经济发展的光鲜，除了让他们吃饱饭，并没有让其享受到和国家整体实力相当的体面和尊严。大城市的光鲜、城市有钱人的奢靡、成功人士的高大上生活，和同一片国土上的农村悲惨的处境无法产生太多关联。

　　最后，农村面临资本的侵蚀，虎视眈眈的社会游资通过官商勾结，已经盯上了农村最后的资源——土地。

　　尽管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但在实际情况中，农村的土地已通过资本的运作被兼并。丈夫所在的村子在丘陵地带，风景算不上太好，几个并不太高的小土包，村里一条小河蜿蜒流过，为全村的农田提供基本灌溉。

　　但近两年，不知哪里来的人，将村子里的土地圈起了一大块，河流也被迫改道，流入到私挖的池塘里面，模仿经济发达地区的度假村模式，修一些和整个村庄根本就不搭调的亭台楼榭和供城里人享乐的房子。

三、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平心而论，尽管进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着灰暗和绝望，但每次回乡，哥哥、嫂子的精神状态还是让人放心、安慰。

　　尽管手头总是缺钱，哥哥也患有先天的遗传病，但他们精神比我们要愉快很多，哥哥从不失眠，嫂子也从不唉声叹气。哪怕在婆婆卧床最艰难的阶段，嫂子还是毫无愠色的去干该干的一切，家里丝毫没有危重病人的压抑、郁闷。

　　他们越是活得坦然而毫无欲望，越是对个人命定的困境毫无感知，越是对生活没有过多的奢望，我就越感到这种命定的生存是多么残酷，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有人要占有如此之多。而如何回馈家庭，对跳出龙门的家庭成员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情感选择。

　　冷静下来想想，关于对乡村的回馈，哪怕在国家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今天，在农村的家庭模式中，自古至今，其实一直停留在家庭之间的互助。我父母辈如此，到我这一辈还是如此，这一点，我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我想起我的父母，半生以来，仅仅因为爸爸是一乡村教师，有一份公职，妈妈因为能干，家境比别人稍稍好点，就不得不接受无止境的帮助亲人的重任，几十年中，几乎有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亲人的求助。妈妈一辈子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就是“帮忙的没一个，麻烦的一大堆”，简单的一句，实在是她几十年来面对两边穷亲戚所发出的真实感慨。

　　我童年的整个印象，不是爸爸的同母异父哥哥坐在家里不动，不拿到钱绝不出门的身影，就是妻子早逝的叔叔一有事情就来找爸爸的理所当然，要不就是多病的小舅舅腼腆但又坚决的求助，更有同父异母的姑姑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来娘家诉苦。

　　这些亲人善良、淳朴、也有温情（姑姑临死前，知道爸爸去看他，都挣扎着要去抓她养的母鸡，让他带回去给小孩吃），并非要故意麻烦亲人，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是生活在农村的悲苦命运，让他们一碰到麻烦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出路，向家里情况好点的兄妹求救，就成为唯一的路径。

　　父辈的命运如此，几十年后，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旗已经招展几十年，国家的财富已获得巨额增长，亲人中间也不存在温饱问题的成员，但随着新的困窘的出现，我和丈夫所面临的情况和父母并无二致。

　　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媳，身处其中，实在能体会到这种痛楚中的无奈。丈夫和任何一个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城市的生活从来就不以追求享受为前提，甚至用在他身上的正常开销，在他看来都是一种负罪，与生俱来的家庭阴影深深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多少交际，更谈不上特别嗜好，唯一的兴趣就是看书，过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寡淡无味的简单生活。

　　他性格沉默，不爱多言，他愈是沉默，我就愈能感受到过去家庭所施加给他的痛苦和压抑的深重，他像一条运气很好的鱼，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游出了这个令人绝望的家庭，但这种逃脱的幸运并不能给他带来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所出生的原生家庭就像一个长长的阴影，只要还有家庭成员处于不幸和痛苦中，逃脱的个体就不可能坦然享受生活本该具有的轻松、愉悦，一种血肉相连的痛楚，总是无法让他对有着共同成长记忆的亲生兄妹的困境视而不见。

　　尽管自身背负房奴、孩奴的压力，他从来就觉得回报原生家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家中老父老母的日常起居事实上也是留守家园的兄妹照顾更多。因此，家里任何人经济上求助于他，除了默默接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绝的念头。

　　结婚多年以来，在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中，我也时时为丈夫背后的庞大家庭，感到沉重压力，有时甚至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感，但相比经济的困窘，更让人难受的还是情感折磨。我难以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连我们都不去管他，连他最亲的人对他所遭受的痛苦都能视而不见，那还有谁会对哥哥、嫂子一家伸出援手？

　　我在村子里，也常常看到一栋栋废弃的房子，一打听，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举家搬往城里，再也不可能回到乡村生活的家庭。我所出生的湖南老家，也有一户仅仅是通过参军得以改变命运的军官，利用各种关系将两边兄妹的子女全部弄出去，甚至27岁初中都未毕业的小舅子都能弄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再通过关系，安排到公安局。

　　与他们相比，我和丈夫实在是为家庭贡献最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契机和资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亲人命运，甚至大外甥女大学毕业，连给她找个好工作都帮不上太多忙。正因为意识到权力的重要，婆婆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当官，她老人家凭借想象，将博士的头衔兑换为看得见的官职，却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实际生存境况。

　　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无法达到帮助弱势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变留守乡村哥哥一家的命运，从国家和政府层面而言，最好的途径自然是通过教育。

　　而摆在面前的事实是，乡村的教育资源已经凋零到无法直视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条件极为简陋的乡村中学，连初中都没有办法坚持念完。

　　丈夫曾历数过和他同龄的读书人，在村里上过大学的就不下七八个，但到侄子、侄女辈，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如果父母不早早将子女送往县城或孝感的初中，连高中都很难考上，就算农村的教育条件能够和城市媲美，留守儿童的先天缺失，父母素质的差异，都让他们仅仅在起点就构成了无可挽回的劣势。

　　最后，我想说，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生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再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发声机会，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自然也无法进入公共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从而也永远丧失了历史化的可能。而我今天所写下的一切，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

嫂子带回乡的儿子在菜园

（作者：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送给每一个热爱土地的人

致每一位热爱土地的人，

每一次春节，中国都在上演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徙；春节过后，从农村到城市。

为什么人们像洄游的鱼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这样奇怪的行动，仿佛遵循着古老而严肃的定律？因为我们生命的源点是土地。

每一次背井离乡的背后，都有一个故土的守护人；每一份美味食物的背后，都是一份关于阳光与汗水的付出。试问：假如你故乡土地都被农药、化工厂、电镀侵染，你还回得去儿时的记忆吗？

有一群特别可爱的人。

他们因为家庭寻找一份健康安全的食物而回到乡村，最终在那里找到他们事业的归宿，找到生命的源点——土地。他们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遵循农作物自然规律，崇尚食物原本的味道。他们是大地的守护者，为了保护土地，他们必须与恶劣的天气斗争，不惜面对旁人的冷嘲热讽，为的是收得一筐甘甜的果实，露出欣慰的笑容。

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一桌饭菜的原香，才有了故乡重现儿时的美好，才有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温情脉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农人。

感谢你们，我愿陪伴每一个热爱土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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